中央電視臺大型專題片《復興之路》解說詞連載——
上篇：雄關漫道真如鐵
一、江山幕色
1842年5月1日，大清帝國道光皇帝在北京收到了浙江前線的一封奏折，據說可以審訊俘虜了。于是道光拋出了一系列問題:
“??咭唎(英吉利)距內地水程，據稱有七萬里，其至內地，所經過者幾國?”
“該女主年甫二十二歲，何以推為一國之主?”
“該國制造鴉片煙賣與中國，其意但欲圖財，抑或另有詭謀?”
道光帝的困惑和急躁溢于言表，但前線倉促之間很難回復他想要的答案。他不知道，其實他的皇宮里就有答案。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南懷仁(比利時人)早在多年之前就為他的高祖父康熙繪制了世界地圖——《坤輿全圖》，但這份精美的地圖被束之高閣，蒙塵已久。騎著毛驢找毛驢，怎么會這樣?
(一)懸崖邊上的“天朝上國”
中國封建社會的基本模式是，以個體家庭為單位的小農經濟，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思想文化體系，以高度中央集權為特征的君主專制，還有發達的農業文明，以及沉靜平和的精神世界，人們追求倫理道德和內心的安寧，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這些特質維系了中國2000多年封建社會的穩定和延續，譜寫了一部部“浪花淘盡英雄”的王朝更替史。
但無論王朝如何更替，外敵如何強大，內亂如何嚴重，中華文明卻以其博大和堅韌薪火相傳，從未間斷，生生不息。中華文明強大的凝聚力和自強不息的精神塑造了中華民族，盡管歷盡滄桑，國家的統一和各民族的交流與融合始終是歷史長河的主流。
歷史似乎可以永遠按照“周期率”演進下去，而無需考慮其他因素。然而，直到公元1492年，隨著哥倫布從西班牙揚帆西去，情況開始發生變化。
歐洲的航海家們在利益的驅動下，通過船帆征服了海洋，逐漸聯結起了整個世界。人類的舞臺因為視野的開拓而廣闊，從西班牙和葡萄牙開始，一個接一個歐洲國家開始在全球范圍內謀求自己的興盛發展之路。從此開始，世界的聯系日益緊密，沒有哪個國家可以無視逐漸擴展到全球的貿易大潮。伊麗莎白一世時的英國已經聲稱“左右商業的人左右世界的財富，因此也就控制了世界”。
沉寂的大海日益喧鬧，卻少了中國人的身影。中國明朝水師七下西洋之后再不見蹤影，因為僅僅為了宣傳天朝上國的威嚴而進行的大巡游實在代價高昂。而且，中國的皇帝們始終認為國家的命脈在農業，而不是商業和貿易。對于世界的狀況和其他的國家、民族，“天之子”們缺乏了解的興趣，在他們的腦海中，中國是“中央之國”，富有四海，其他國家不過是仰“中華上國”鼻息的“蠻夷”，有什么必要去了解他們？
在中國內部，自宋朝開始，程朱理學將中國傳統的文化觀念發展到了一個極端的程度，而且成為中國統治階層的指導思想。“存天理，滅人欲”，力圖使人消融于對倫理綱常的道德追求中，排斥自然欲望，人的生命力和創造力在四書五經中消耗殆盡，種種的發明被視為有悖倫常的“奇巧淫技”，對世界的新認識被視為異端。即使民間剛剛出現一點新見識的萌芽，也在統治者的高壓和文化鉗制下被扼殺。知識階層的人們尚空談、輕實用，文化觀念日益保守，思想的創造力日益低下。
此時歐洲各國已開始走出中世紀的陰影，先后進行了文藝復興運動和科學革命，一系列新知識、新技術被逐漸推廣。更重要的是在這一過程中，科學精神日益得到了推崇，極大地推動了人類理性的發展，從而為工業化時代的到來奠定了思想基礎。
17世紀初，莎士比亞在戲劇中極富預言性地高喊：“人們可以支配自己的命運，如果我們受制于人，那錯不在命運，而在我們。”他的戲迷—伊麗莎白女王并沒有因他說出戲劇對白“脆弱啊，你的名字是女人”而龍顏大怒，更沒有興起文字獄把莎士比亞送上斷頭臺。倒是40多年后，要求實行君主立憲制的英國議員克倫威爾把他的國王查理一世送上了斷頭臺，歐洲輿論一片嘩然。
這一歷史性的事件沒有引起中國的一絲一毫反應。中國正忙于又一次的政治大輪回，大明王朝的末代皇帝在北京煤山（今景山）自盡，清兵入主關內，建立了中國最后一個封建王朝。這是兩個在性質上完全不同的事件，中國是傳統式的改朝換代，正是百代猶行秦制度，而英國則是資產階級革命，為資本主義的確立開辟了道路；中國換了一個“坐天下”的姓氏，而英國換了一種國家管理和發展的模式；一個仍停留在封建社會，而另一個已經邁進了近代，并向著現代飛奔。
1688年，英國發生“光榮革命”，確立君主立憲政體。1689年，英國人第一次選舉產生了自己的國王威廉三世，君權不再神授，而是民授，“朕即國家”的時代在這個島國率先結束了。
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為資本主義的大發展奠定了基礎。可以與這一事件相提并論的是牛頓在1687年發表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一書，宣告了科學時代的來臨，人類站在了“現代”的門檻前，而牛頓頭上的光環甚至超過了一個真正的君主，這在中國是不可想象的。
在中國，金圣嘆已經死了26年，這位著名才子因反對地方官刑訊逼糧的惡行，和100多位學生、1000多名百姓到孔廟大哭，卻被視為沖撞了祭奠順治皇帝的儀式，最后被斬首示眾。
在中國的鄰邦俄羅斯，彼得一世經過政治斗爭，奪得大權，開始通過學習西歐來推進俄國現代化進程。1717年，彼得大帝初步建成了一個面向歐洲的窗口——圣彼得堡，它是俄羅斯敢于拋棄某些弊規陋習、學習先進科技文化以及努力向現代國家邁進的象征。
此時的中國，康熙皇帝正鏖兵西北，平定準噶爾叛亂，中國封建社會最后一個盛世——康乾盛世已經到來。康熙皇帝粉碎了俄國對中國東北的領土野心，對于遠在天邊的??咭唎，則是知之不詳，更不用說像彼得大帝那樣向它學習。他因為與羅馬教廷的禮儀之爭下令禁止基督教在中國傳播，同時停止了翻譯7000部西方書籍的計劃。
康熙一統臺灣后，曾經下令開放江、浙、閩、粵海關。后來，清政府認為江浙一帶士民反清意識較強，與外國商人過多接觸，會進一步引發反清情緒，影響統治，所以便以“防微杜漸”為由要求地方官員加強防范，對開放漸持保守態度。
1748年，法國人孟德斯鳩寫下《論法的精神》，認為自由是做法律所許可范圍內的一切事情的權利;3年后的中國山東濰縣，縣令鄭板橋寫下條幅“難得糊涂”，不久辭官歸隱。
1757年，乾隆試圖通過提高關稅的辦法限制外商，但中外貿易巨大的利潤以及廣州海關名目繁多的陋規使外商對民富物豐的江浙一帶趨之若鶩。了解到這一情形之后，乾隆本來心有所動，打算再次開放浙江海關。但數月之后，政策突然大變，乾隆嚴令只準外商到廣州一地通商。英國人大驚:“準許在中華帝國東部口岸貿易的時代宣告結束了!”
據說廣東方面的官員曾上奏折辯稱:“辦理維謹，并無嫌隙。”雖然乾隆明知廣東各級官員早已將外貿事務作為不愿他人分享的禁臠，其間黑幕重重。但是廣州海關已經形成了一整套可以嚴密控制外商與國人交往的體系，這是江浙海關比不了的。從統治的安全性考慮，已經執政22年的乾隆作出了只許廣州單口貿易的決定，使本來可以逐步走向世界的貿易趨勢再次中止，直到外力打開國門，中國喪失了自主開放主動權和進行社會結構良性調整、解決人口就業和通脹的一個好機會。
1789年，法國發表《人權與公民權公約》，高呼自由、平等、博愛,以人權和法制作為新秩序的奠基石。此時的中國知識分子正小心翼翼地審視自己的文字，生怕掉進文字獄的羅網中，噤若寒蟬的人們“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只為稻粱謀”。“筆墨招非，人心難測”、“時刻留心、免貽后患”成為官場中人的共識，即使像劉統勛這樣的朝廷大員，也不敢輕易給人寫信，一些有字的廢紙即刻焚毀。用龔自珍的話說，這一切是“積百年之力，以振蕩摧鋤天下之廉恥”。
此時如果從外太空看地球，我們會發現俄國從北面、英國從南面對中國形成戰略潛在威脅;在太平洋東岸，一個新生的國家—美國開始積蓄實力，不久將成為世界不可忽視的一員。不過，由于歐洲戰略形勢此時處于大體平衡狀態，不久又因為法國大革命引發的歐洲動蕩而暫時沒有人能對中國的安全形勢產生具體的影響。但是危機已經非常嚴重，因為到18世紀末，中國與英國的差距已經開始拉大，中英制造業所擁有的世界份額比達到了 6:16。
18 世紀末，英國工業革命、美國獨立戰爭以及法國大革命，深刻地改變了人類文明的進程，沒有哪個國家可以無視這股時代大潮。中國仍沉浸在康乾盛世之中，全然不知此時已身處封建社會末世的落日余暉之中，更不知世界已經天翻地覆，歐洲各國正在全球范圍內開展貿易、爭奪利益和霸權，中國已經成為他們鎖定的目標，3000年未遇之大變局即將到來。
在百余年的艱苦奮爭中，民族獨立與人民解放的重任將使一代代中國仁人志士為之求索與奮斗，復興成為中華民族心中沉沉的痛、深深的夢......
(二)茶葉與鴉片:兩種植物與兩個國家
1840年4月7日，英國國會一片爭吵聲，彬彬有禮的英國紳士在用民主的方式討論一個野蠻的議題:是否對中國開戰?辯論進行了3天，看起來似乎是由兩種植物引起的——茶葉與鴉片。
很久以前，中國的茶葉就為西方所青睞，大量的白銀因為茶葉的出口而流入中國，中國幾千年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傳統，使之很少需要向西方世界購買什么，正如乾隆皇帝對英國馬嘎爾尼使團所說:天朝無所不有。在英國人看來，貨幣的單向流動實在不能算是貿易，而且長此以往，英國也無法打開并獨占龐大的中國市場，一個封閉的中國絕對不符合“日不落帝國”的利益。
英國的外交官們試圖說服中國進行通商貿易，卻因為拒絕向中國皇帝叩拜而被趕出中國。英國的走私者們則干脆在中國人中制造了一種需求——鴉片，以鴉片的收入補償進口茶葉的支出。從1813年至1833年，中國的茶葉出口只翻了一番，但進口的鴉片卻是原來的4倍。英國人掠走三四億兩白銀。馬克思曾憤怒地譴責說:“非法的鴉片貿易年年靠摧殘人命和敗壞道德來填滿英國國庫。”
隨著吸食者日眾，甚至清朝皇室中都出現了鴉片吸食者。在得知莊親王和鎮國公吸食鴉片的消息之后，道光帝為之震驚。
貿易順差變成了逆差，而且流出去的白銀是為了購買腐蝕自己的毒品。國力凋敝，大清帝國的根基搖搖欲墜。湖廣總督向道光皇帝警告說:“若猶泄泄視之，是使數十年后，中原幾無可以御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
這位總督就是林則徐，他奉詔入京，被道光帝召見了19次。異乎尋常的禮遇預示著異乎尋常的任務。
1839年1月8日，欽差大臣林則徐從北京正陽門南下直奔廣東。誰也想不到，林則徐此去掀開了中國近代史的序幕。
對于如何禁煙，道光帝和他的大臣們曾經進行過廣泛的討論，但卻很少從源頭來思考問題。他們不認為禁煙的關鍵在英國，而認為是中國地方官員和執法人員的懈息和受賄，以及“狡猾”之民的走私，才釀成了鴉片的泛濫。
在廣州，干練的林則徐終于認識到了禁煙的關鍵是英國商人。1年多來，他打擊中國販私者的禁煙成果，加上此前兩廣總督鄧廷楨的成果，仍不到總數的1%。對于英國商人，林則徐下令:中止一切中外交易，封鎖商館，撤退仆役，斷絕供應。350名外國商人被軟禁在廣州城外的商館區。這一行動顯出了效力，英國駐華商務總監義律敦促英國商人上交鴉片 20283箱。1839年6月3日，在虎門不絕如縷的硝煙中，共230余萬斤的鴉片被焚毀，占1838年到1839年運入中國的鴉片總數的60%。
林則徐禁止英國船只進入廣州港，停止同英國人一切貿易的行動，符合中國傳統的外交哲學。中國古代長期將通商視為“懷柔遠人”的恩惠，對于蠻夷的冒犯，很重要的一項懲罰措施就是停止貿易。林則徐的行動與現代國與國之間經濟制裁的手段沒有太大的區別。對于觸犯法令的外國人，林則徐完全可以把他們審訊定罪，但當時僅僅軟禁了47天，停止生活供給也不過4天，并在交出鴉片后將對方驅逐出境，這算是相當寬和了。
林則徐還致信英國維多利亞女王，試圖教會女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但是他并不知道此時在大英帝國占上風的是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邏輯，很少有人有興趣領略中國的智慧和道德觀念。林則徐禁煙的行動在英國引起了軒然大波，許多工業城市要求英國政府采取堅決行動來維護貿易權，有人高喊:“給中國一頓痛打，然后我們再解釋。”
于是，1840年的中國和英國也出現了這樣一種情況:北京認為問題的實質是一場反毒品的內部司法工作，而倫敦卻回避販賣毒品的現實，認為這“涉及到經商自由的神圣權利”。
在冠冕堂皇之下，難掩英國侵略與殖民的野心。中國的鄰邦印度此時已經變成英國掠奪原材料、傾銷工業品的殖民地。在英國看來，富饒的中國無疑比印度更有誘惑力，是滋潤大英帝國最好的養料，足以滿足工業革命后英國越來越大的胃口。對于工業革命后生產能力激增的英國來說，擴大市場是它最急迫的愿望。資本主義追逐利益的本性使它不可能放過外強中干的中國，它需要將中國納入其全球貿易體系，至于手段，并不重要，道德對一個野心勃勃的國家并沒有約束力。鴉片戰爭是一場不可避免的戰爭。
事實上，在英國也有大量的聲音反對因為鴉片而對中國動武，但是，人類道德的自律精神在這一刻完全敗給了一個新興帝國對利益和鮮血的追逐。而且，在此后很長一段時間，世界的游戲規則是順著達爾文的手在運動，公理與正義的話語權操于強者。最后，戰爭議案以9票的微弱優勢在英國議會投票通過，剛剛登上王位才3年的維多利亞女王在文件上簽了字。
戰爭已不可避免。但是令人奇怪的是，英國很少有人談論這場戰爭能否獲得勝利，他們派到中國的不過是一支由40艘戰艦和7000名士兵組成的軍隊，憑這些就足以擊敗中國這個龐然大物嗎?
(三) 昏庸、無知與謊言導向屈辱
1832年，一艘英國商船“阿美士德”號遍游中國沿海要地，6月20日，該船進入吳淞，甚至游弋于吳淞炮臺周圍，盡窺守軍虛實。船上的一位傳教士說:“如果我們是敵人，那么這里的軍隊的抵抗不會超過半小時。”
雖然中國政府一再下令驅逐該船，當時中國的政治家和軍人如林則徐、關天培等，甚至道光皇帝都被驚動，但沒人能對這只小小的商船采取有效措施。這艘船在最后的報告中說:“全中國一千艘戰艦，不堪一小戰艦一擊!”
時局已如此險惡，但堂堂天朝無人以此為憂，無人知曉危機已迫在眉睫，與世界的疏離和盲目自大正是清帝國最大的危機。在鴉片戰爭爆發之前，幾乎沒有中國人意識到這種差距。在閉關鎖國的幾百年中，中國人同時封閉了自己的眼睛和心靈，甚至出現了十分荒唐的認識。
此時的中國對世界所知甚少。士大夫乃至整個朝廷對世界的無知到了令人震驚的程度。一位文人汪仲洋是這樣描述西方人的:他們的長腿不能彎曲，因而他們不能奔跑和跳躍，他們碧藍的眼睛畏懼陽光，甚至在中午不敢睜開。
兩江總督裕謙認為英國人不能彎曲腰身和雙腿，如果他們挨打，便會立即倒下。
在廣東前線抗敵的林則徐也相信:只要斷絕了對西方人茶葉和大黃的供應，他們就會因為消化不良而死。
在今天的故宮里坐落著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保存有大量的清代檔案。其中一部分檔案被稱為“上諭檔”，也就是記錄皇帝諭旨的檔案。不過，奇怪的是道光皇帝對鴉片戰爭的諭旨，卻不在這里，而在“剿捕檔”。
“剿捕檔”抄錄的是平叛事件的諭旨。將與英國的戰爭等同于平定叛亂，這就是當時清政府對鴉片戰爭的認識。在他們看來，中國不是世界的一部分，她根本就是一個世界。天下就是中國，世界就是華夏，像英國這樣的國家不過是來進貢的蠻夷小國，應該如同各國一樣稱為“夷”，并在國名上加“口”邊，比如英國應該寫成“??國”。出于這種不著邊際的自大，帝國拒絕與對方發生平等的外交關系。
對于英國可能因此而引發的反應，很少有人提及，清政府上上下下根本就沒有把禁絕鴉片與中英關系聯系起來，人們對此時世界通行的國際關系規則一無所知。即使林則徐也不認為禁絕鴉片會引發什么“邊釁”。鴉片引起的最多只是糾紛，不可能引發戰爭。
與中國對外部世界的茫然無知相比，英國對中國的了解要深刻得多。在1793 年被趕出中國的馬嘎爾尼使團中有一位叫托馬斯·斯當東的隨從在1800 年翻譯了《大清律例》。這位曾深得乾隆喜愛并得到乾隆賞賜的人正是1840年的英國主戰派之一。馬嘎爾尼也認為:“一個民族不進則退，最終它將重新墮落到野蠻和貧困的狀態。”而一位英國士兵則非常懷疑到底是不是中國人發明了火藥，因為他發現幾個中國人見到一門大炮空放時被嚇得魂不附體。
法國啟蒙運動思想家伏爾泰認為:“使中國人超過世界上所有民族的東西是:無論是他們的法律，他們的風俗習慣，或是他們所說的語言4000年以來都沒有變過。”
另一位法國偉人則對中國更有信心，因滑鐵盧之敗而被囚禁在荒島上的拿破侖對一位英國人說:“要同這個幅員廣大、物產豐富的帝國作戰將是世上最大的蠢事。可能你們開始會成功，你們會奪取他們的船只，破壞他們的商業。但你們也會讓他們明白自己的力量。他們會思考，然后說:‘建造船只，用火炮把它們裝備起來，使我們同他們一樣強大。’他們會把炮手從法國、美國，甚至從倫敦請來，建造一支艦隊，然后把你們擊敗。”
但遺憾的是，在19世紀按照拿破侖的方式成功的是日本，而不是中國。這個歷經苦難的國家還要經受更多的苦難。這是一個尋求變化、追求發明創造的時代，在這個時代里，中國已經落后得很遠了。
鴉片戰爭中，大多數中國軍隊只能靠兩條腿行軍，鄰省調兵要三四十天，隔兩省約50天，隔4省則在90天以上。如果說中國軍隊用雙腿丈量出的是封建社會的速度，那么，英國軍隊則用工業革命的成果丈量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速度。他們坐著蒸汽輪船跨越重洋，從英國本土到中國也只需4個月，從印度調集援兵和軍需品，來回只要兩個月。科學技術的劣勢使清軍喪失了本土作戰的優勢。
技術的差距只是冰山一角，更大的差距在于社會生產力和社會制度。
英國在15世紀和16世紀的生產率是19世紀中國的2.8倍，當英國工業革命的大火勃然而起的時候，中國還沒有一家近代工廠，只有家庭手工業，至于與現代化工業相匹配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制度更是全無蹤影。
當英國人用新的方式管理國家，甚至管理君主的時候，大清帝國的權力依然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科舉制度選出來的大多數官員奉行“多磕頭、少說話”的官場秘訣。皇帝和大臣們統治國家的依據不是事實本身，而是2000多年前圣賢說過的話。即使這些話的一些內容仍有意義，但以此來衡量一切顯然很不合適，除非2000多年來這個國家沒有發生任何進步，這顯然不符合人類社會最本真的規律。
中國的封建統治在清代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皇帝的威權無與倫比，所有大權都操于其手，“宰相”這個名稱像西方國家的“愷撒”一樣成了一個尊稱，被稱為“相”的大學士們更像是皇帝的秘書班子，按照皇帝的意思上傳下達。內部終于再沒有一種力量可以威脅皇權，而外面的世界根本就不在中國皇帝的眼中。
中國統治者們死守“華夷之辨”的天朝大國思想，拒絕與外部世界平等交流，也失去了吸收世界先進文化的良機和自我改造的能力。中國是以中世紀的軍事、中世紀的政府、中世紀的社會以及中世紀的人來對抗已經走向近代化的敵人。馬克思在批判鴉片貿易罪惡的同時，也指出:這是兩種文明、兩種制度的碰撞，先進的資本主義制度必然戰勝落后的封建制度，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來欺騙自己，這樣一個帝國終于要在這樣一場殊死的決斗中死去。
從1840年7月5日開始，歷時兩年，英軍在廣東、福建、浙江、江蘇等地發起進攻，烽火在萬里海疆處處點燃，呈送戰報的馬蹄聲常常踏碎天子腳下的寧靜。最后，屢戰屢敗的清政府被迫議和。歷史學家將這場戰爭稱為“鴉片戰爭”，中國近代歷史的大幕由此拉開。
清朝擁有80萬軍隊，而英國派出的遠征軍初期只有7000人，到戰爭結束時也不過2萬人。以武力立國的大清王朝面對堅船利炮無能為力，屢敗于遠道而來的英軍，中國的虛弱一展無余。除上文提到的一系列令人沮喪的落后之外，社會各階層的作為更令人感到痛心:英雄戰死沙場，懦夫茍全性命，漢奸張牙舞爪，官吏謊報軍情，民眾置身事外。
第一個進入我們眼簾的群像是軍人。17世紀中葉，數萬八旗南下，建立大清王朝，然而承平日久，八旗和綠營全然不復往日驍勇。更大的差距在軍事技術和軍事理念。當英軍充分展示火器的犀利的時候，清軍仍處于冷熱兵器混用的時代，整整落后了200余年。清軍在戰爭全過程中未能擊沉英軍一艘戰艦，自己的陣地卻被打得千瘡百孔。戰爭樣式已經殘酷且陌生得讓中國軍人無法相信，這不再是光憑借勇氣和正義就可以取得勝利的時代，科技的重要性掩蓋了冷兵器時代個人的風采。
關天培，一位即使敵人也為之動容的軍人。他的作戰方式非常古典，他試圖靠近敵艦，與敵肉搏，然而在英軍猛烈的炮火下，這一目的始終沒有實現。
面對防不勝防的萬里海疆，清朝軍隊只能固守要點，以炮臺與英軍相抗衡，炮口固定在敵軍的正面。英軍的戰術也始終沒變，那就是以炮艦正面轟擊，以陸軍從炮臺的側面登陸，搶占制高點，兩面夾擊。關天培死于這一戰術，定海三總兵同樣死于這一戰術，短兵相接的中國軍隊一次次敗于這一完全相同的戰術。
用中世紀的戰法應戰近代工業化條件下的戰術，關天培的勇毅令人感動之余，也令人扼腕不已。當關天培的家人領走他的遺體的時候，英軍戰艦鳴炮相送。另一批數量宏大的中國軍人不僅讓敵人嘲笑，也讓自己人齒冷。在虎門之戰中，一些清軍將領率先逃跑，憤怒的士兵打響了第一炮，但這一炮不是打向侵略者，而是打向自己的指揮官。
鴉片戰爭中的第二個值得關注的群體是老百姓。在英軍攻擊廣州的時候，河道兩邊的山上，往往聚集著大量的百姓，他們以一種極其冷靜的目光注視著英軍對本國軍隊的攻擊，“壁上觀”的姿態令英軍大為詫異。
不久之后，同樣在廣州城郊，三元里的人民自發聚集起來，在大雨中憤然向英軍發動進攻，并取得了不遜于清軍的戰果，其舍生忘死的勇悍同樣令英軍大感詫異。
中華民族具有國際普遍標準的民族精神是在外國侵略者一次次打上門來的羞辱中一步步強大起來的。她成長于五四運動，煅燒于抗日戰爭，成熟于中華民族重新站起來的時期。中華民族之魂將在一次次的血雨腥風之中重新塑造。三元里人民在大雨中的血戰，為近代以來的中華民族骨骼里揉進了堅韌的鈣元素。
鴉片戰爭中的第三個值得關注的群體是清軍統帥們。林則徐、琦善、耆英、伊里布、楊芳、奕山、奕經、裕謙、顏伯燾、牛鑒等。在鴉片戰爭中，統帥們出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
統帥們本來多是主“剿”派，都沒把“化外烏合之眾”放在眼里，紛紛向皇帝打包票。但一旦親臨前線不久，在英國的大炮轟擊下，就完全找不到應對之道，大多數統帥的主張就從“剿”變成了“撫”。戰不能勝，和不敢言，更怕皇帝追究責任，于是往往編造謊話和戰績，將一場場慘敗粉飾成大勝，將求和掩飾成施恩。
由于統帥們對世界的隔膜和無知，使敵人得到了許多從戰場上沒有得到的東西，類似于天上掉餡餅的好事一再落到了西方各國的頭上。
(四) 一紙條約，如何面對后世子孫?
1842年8月29日，南京江面的水波不改往日瀲滟，但卻有一種苦澀蕩漾在空氣中，也蕩漾在清朝官員耆英、伊里布的心頭，英國人在戰艦“康華利”號上布置了一場盛大的儀式，作為焦點的耆英、伊里布在《南京條約》上簽下了名字。
《南京條約》共有13款。之所以將它稱為不平等條約，是因為它割地、賠款、赦免漢奸。另外三項規定:五口通商、廢除行商和新定稅則，從內容來看，這可以促進中國對外貿易，似乎是實現從小農經濟向市場化的工商經濟轉變的有利手段。但是英國人不會替中國人謀福利，英國的目的是為了將中國納入由它主導的世界貿易體系，使大不列顛的大老板們謀得更大的好處，這也正是他們發動這一戰爭的初衷。事實上，倉促開放市場的中國成為西方國家的淘金礦，蒙受了巨大的痛楚，陣痛延續了上百年。
如果僅此而已，那么這是一樁可以通過奮發圖強去努力彌補的恥辱。然而，中國人從這次戰爭中得到的是更多的恥辱以及無窮的貽害。中方的統帥們并不完全了解條約的內涵，雖然他們也恐懼于歷史的名聲，擔心“千秋萬世何以善后”，但是他們擔心的內容與我們現在的看法大相徑庭:他們擔心的是“夷夏之防”，最令他們生氣的并不是割地賠款，而是“夷婦與大皇帝(也就是英國女王與道光帝)并書”。
除了撤軍和保護中國人的問題，最要命的是，關于英國人在中國觸犯法律的問題，為了避免引發外交事端，耆英竟主動建議:“此后英國商民，如有與內地民人交涉案件，應即明定章程，英商歸英國自理，內人由內地懲辦，俾免釁端。”這就是貽害中國百年的領事裁判權的開始，中國司法對于在華犯案的外國人失去了任何約束力，這是對中國主權最嚴重的打擊!
對于關稅，耆英把原本按照國際慣例該由中國政府自行處理的事情，拿去與英國商量，相當于倒持利劍，把劍柄交到他人手中，本身就已經損害了中國的利益。當時的中國官方普遍對此事背后的意義沒有更深的理解，中國向來不把對外貿易的收入作為國家財政的一項重要收入，對于此事的態度是只要不因此引出糾紛就好，至于外貿收入那是次要的，卻不知這是此后中國向現代化邁進過程中很大的桎梏。
英國代表璞鼎查收到照會，如獲至寶，一番研究后，他為大英帝國找到了更大的利益。璞鼎查引誘著對國際游戲規則一無所知的中國談判代表一步步走入陷阱，大談本就應由中國自行決定的一系列問題。
而后，中英簽訂《虎門條約》，清政府又喪失了領土主權、司法主權等;其中，片面最惠國待遇，更使英國可以享受中國政府給予其他國家的一切權利，“利益均沾”。
事情并沒有結束，中國的虛弱和中國政府對國際游戲規則的無知落在了各國的眼中，而且英國代表“無私”地將與中國打交道的經驗傳授給了各國外交人員。美國以戰艦耀武，又以覲見中國皇帝相要挾。于是，1844年中美雙方簽訂《望廈條約》。其條款除了《南京條約》中的內容外，還將關稅問題上升為“協定關稅”，中國的經濟主權嚴重受損;司法審判權變為領事裁判權，逮捕、審訊、定罪、懲治等各種司法權一并失去;此外，還有修改條約的規定等。美國代表顧盛狂喜之下，一下子向國內報告了《望廈條約》勝過《南京條約》的16項優點。
當耆英等人還在為回避了與英、美各國發生沖突的危險而沾沾自喜的時候，法國人又找上門來，他們與美國人的手段一樣，以上京覲見為由，獲得了與英國、美國同樣的待遇。
此后，西方各國蜂擁而來，瑞典、挪威、德國，甚至比利時、荷蘭這樣的彈丸小國都可以不動槍炮，從皇皇“天朝”獲得令他們自己都難以相信的權益。大清帝國在數十年之后才慢慢了解到自己為后世子孫到底留下了點什么:他們曾經堅持的不過是鏡花水月般的“尊嚴”，而他們輕易放棄的恰恰是一個民族和國家賴以維系的根本。
1841年1月26日，英軍占領香港島，登岸的地方便是現在香港的水坑口街，在英文中，水坑口的街名就是“占有”。這標志著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開始，也是血淚斑斑的中國近代史的開始。那片美麗的香港海灣被冠以維多利亞女王的名字，以紀念英國對一個古老文明的勝利。
面對不平等條約，道光皇帝曾在痛苦中煎熬。據野史記載:“條約既定，帝閱之，徘徊于廊下，直至夜分。從者時聞帝嘆息之聲，或自語曰:‘不可!不可!’”
雖出自野史，但作為一個一向自認為是天之驕子的人來說，忽然自九重天墜入地獄的彷徨無奈是可以想見的。對中國而言，鴉片戰爭成為一塊界碑，銘刻了古老中國在槍炮逼迫下走入近代的屈辱、彷徨和困惑。
直到今天，這段歷史帶給我們的傷口依然隱隱作痛。曾經自尊得近乎自大的民族，由此在100多年的時間里自卑得近乎迷失了自己。中華民族開始了漫長的尋找，尋找失去的尊嚴，尋找在世界的位置，尋找復興的道路，也尋找著未來......(文稿校對：見習記者王湘媛)
文章出處：人民出版社、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聯合出版的《復興之路》
責編：瘦馬 編審：王輝 終審：盧子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