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電視臺大型專題片《復興之路》解說詞連載——
上篇：雄關漫道真如鐵
四、帝國挽歌
就在洋務運動風聲水起的時候，清政府聲望最高的封疆大吏曾國藩卻對時局十分擔憂。幕僚趙烈文認為雖然還可以支撐，但如果中央政府先爛掉，那么中國就會崩潰，陷入軍閥混戰的危局，清政府即使想像東晉、南宋那樣劃江而治也做不到，因為雖然歷代皇帝都不算太糟糕，但卻不足以使之支持下去。清王朝離最后的崩潰不會超過50年。趙烈文所言具有極強的預見性，44年后，大清帝國的龍旗落下了。
(一)戊戌變法難維新
甲午戰爭中，清朝的軍隊同樣裝備著堅船利炮，同樣有留學國外的指揮官，也不乏以身殉國的統帥、死戰不退的勇士、同歸于盡的英雄，卻依然一敗涂地，還是敗于日本這個與列強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彈丸小國，這是國人無論如何都難以接受的。這次戰爭的失敗帶給中國人心靈的創痛，是歷次失敗所無法比擬的。中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機。洋務運動的成果何在?甲午之敗僅僅敗于軍事嗎?這些問題存于每一個人的心中，人們在尋找答案。
在中國用10年的時間為老佛爺的生日忙亂的時候，日本明治政府在改革國家制度，實行君主立憲制，建國會，舉行眾議員選舉;大力推進“殖產興業”和“富國強兵”，注意各類工業同步發展;大力擴軍備戰，用近代歐洲軍隊的方式改造日本軍隊，財政收入的60%用于軍備。到1892年，日本海軍排水量已達7.2萬噸，超過北洋海軍不少。
明治天皇決定從供應皇宮開支的內庫每年撥款30萬日元，作為海防補助費。他還親自發起捐款運動，從每月的薪水里捐款建造軍艦，在天皇的影響下，皇后也將部分首飾捐出，變賣后用于購買軍艦。滿朝文武薪金的十分之一都用于建造軍艦。
甲午戰爭時，中國的軍機大臣們無人奔赴前線，北洋大臣李鴻章本人也縮在后方。黃海大戰時，南洋水師的一艘戰艦奉命北上，它的任務不是增援北洋艦隊，而是給慈禧太后送荔枝。
日本明治天皇則在戰況激烈的時候，下令將大本營西移到廣島的第五師團司令部，以更加靠近前線指揮。明治以會議室為臥室和辦公室，拒絕一切裝修，一住就是7個月，直到中日談判開始的時候還在廣島。
由上可知，《紐約時報》的評論正中要害:“是日本人打開了世界的眼界，讓人們看到大清帝國真正的無能……清國政體是一個明顯失敗的政體……”
此時的中國，第一批具有近代意義的知識分子因為國辱，終于從舊思想束縛中擺脫出來，開始擔當起對社會和國家的啟蒙責任。
《馬關條約》的相關消息傳來，舉國為之大驚。
鄭孝胥扔掉手中的筆，大聲喊道:“吾今為虜矣!”
在大連，市井間人人說著同樣的口頭禪:“國破家亡，死了干凈。”
1895年5月2日，北京、河南、山東、湖北、浙江、江西等大批舉人紛紛集會，一天有15起公車上書和官員上書，堅決反對《馬關條約》，要求自強。
在北京宣武門外松筠庵，一批舉子大集，人人臉上都透著怒意，一番痛罵之后，人們在一份奏折上簽下自己的名字。此文一萬八千言，是廣東南海人康有為一夜之間寫就，由弟子梁啟超抄寫。文筆雄健，聲氣慷慨，一時傳誦京師。
此書雖沒送達中樞，但康有為已經走上了中國的歷史舞臺，他曾7次上書皇帝，其中對國勢的沉痛、對救國的迫切、對變法的熱衷、對自強的思慮，百年后讀來，仍可以感到一顆中國心臟中強勁的力量。
這次公車上書意味著晚清知識分子第一次大規模介入國家政治，雖然沒有被清政府接納，但也給予了清政府非常沉重的壓力。
1895年，鄧世昌陣亡1年后，他的同學，才華橫溢而又“不與機要，奉職而已”的北洋水師學堂總辦嚴復，從懷才不遇的痛苦中挺身而出，發表《救亡決論》，喊出:“今日中國不變法則必亡”，第一次向國人提出“救亡”的口號。
1898年，康有為再次上書光緒皇帝，希望自上而下，“以日本明治之政為政法”，建議學習日本的立憲君主制。在他看來，明治政府的立憲君主政體是使日本強大的最重要因素。
甲午戰爭成為檢驗明治維新與洋務運動結果的試金石，中國知識分子開始思考日勝中敗的深層原因，一時之間，東渡日本的中國留學生遠過留學他國，有志之士皆想實際看看明治維新的成功之道。
1898年，中國最轟動的出版物是嚴復所譯《天演論》，它向中國人介紹了達爾文的進化論思想，提出“物競天擇”的規律。《天演論》影響極為深遠，在10年內再版30多次。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物競天擇”和“適者生存”廣泛為中國青年所接受，甚至很多人以此作為自己的字，比如胡適，字適之。
甲午海戰的血雨使嚴復深刻反思技術救國的失誤，他痛陳專制政體的弊端，反駁中體西用之說;他呼吁“自由為體，民主為用”，力爭“開民智，新民德”。
此時，一些知識分子已經認識到了封建制度的問題。有一部為時人所關注的書出自一位湖南書生之手，書名《仁學》，人名譚嗣同。
《仁學》內容豐富，它既有舊學的濃厚味道，也有西方思想的極大熏染，兩者并行，合成了一部獨特的書，也反映了一個獨特的人。正如一位學者所說，它依然可以視為晚清思想界“先鋒式”的標本，反映了中國知識分子由傳統向現代轉變的急劇行程和思想狀態，體現出傳統文化下的中國知識分子向現代轉變的艱難。
不管那個時代的先行者們思想中有多少不足和缺憾，都彌足珍貴，因為他們使中國人從數千年來的舊格局中看到了一個全新的世界，并開始尋找新與舊、東與西的結合，這一切都在揮舞的變法旗幟下張揚出別致的歷史風情。
如何才能改變被列強瓜分的命運呢?維新派提出要學習現代政治制度。中國人用近半個多世紀的時間終于認識到:打敗中國的并不只是西方的堅船利炮，僅僅“師夷長技”是遠遠不夠的，中國需要從政治、經濟到文化、教育的全方位改革，事關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
在紫禁城中，也有一位苦讀“西學”的人，在1892年就開始學習英語，他是光緒皇帝。光緒銳意改革的態度得到了當時很多知識分子的支持，像譚嗣同這樣對皇權本身不滿的人，也對光緒抱有好感，并投入了變法運動。
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頒布“明定國是”詔書，宣布變法開始。
維新派試圖不動搖封建統治基礎，照搬西方制度進行社會改革。在103天的時間里，光緒發出了110多條詔令，涉及科舉、工業、商業、軍事、文化、教育等多個領域，試圖全面革新。但這些詔令應者寥寥。
甲午戰爭后的中國精英們仿佛走在陰暗的歷史隧道中，前面能看到光明，但四周的黑暗壓得人喘不過氣來。
長期無法掌握實權的光緒皇帝背后，還有一位執掌朝政30余年的老佛爺，一向視權如命的慈禧絕不會把權力拱手讓人，哪怕這是在為日薄西山的大清朝廷爭取最后一絲希望。西方人士認為:“慈禧的頑固和冷酷無情為整個大清國帶來了最不幸的后果。”
雖然那是一個只有百余天，而且甚少實跡的變法運動，但到了今天，仍給我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關于一群立志救國的文弱書生的印象。
百年前，在人煙稠密的北京城，幾位雄姿英發的人物如饑似渴地從各國變法的事跡中汲取力量，希望挽狂瀾于既倒，支大廈于將傾。但是，在那個“戊戌”年，他們失敗了，或暴尸京城街頭，或逃至海外東瀛。
死則死矣，去則去矣，可在北京城的古樹、紅墻、琉璃瓦、石碑、馬道上，依然能強烈感受到作為代表的他的存在。他，高吟“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慷慨赴死。他以“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勸染啟超遠走東瀛，將生留與同志，將死留給自己。日本使館為他提供保護、他傲然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譚嗣同等六君子使中國近現代史在沉郁了58年之后，有了嶄新的詮釋,以熾熱的血液澆灌富強與自尊的花蕾，也使得中國知識分子不再是深鎖于紅墻大院的點綴，而重拾起浩然長存的氣脈和風骨。
對于中國來說，失敗同樣寶貴。戊戌變法雖然被扼殺了，但作為中國近代的第一次啟蒙思想運動，它所傳播的西方政治學說和自然科學知識,將統治中國人幾千年的封建思想打開了缺口。正是這些新的思想，伴隨古老中國走進了一個新的世紀。
(二)八國旗幟插上了中國的心臟
1900年的北京，氣氛十分緊張，義和團成為中外矚目的焦點。自鴉片戰爭以來，各國傳教士紛紛來到中國，他們所秉持的宗教和文化觀與中國的傳統格格不入，有的對中國傳統宗教和生活習俗橫加指責，有的干涉地方行政，有的干脆披著宗教外衣行間諜之實。天長日久，教會在中國普通民眾的心中變成了外國侵略勢力的代表，產生了一系列沖突。從1860年到1900年間，發生各類教案800多起。
隨著甲午之敗，列強加大了瓜分中國的力度，德國以山東作為勢力范圍，英國以長江流域作為勢力范圍，法國以云南、廣西、廣東作為勢力范圍，俄國以東北作為勢力范圍，日本更是貪心熾烈，將福建劃為勢力范圍，還試圖向中國內陸及東北發展。
面對日益艱難的生活、列強瘋狂的侵略，在山東、直隸等地，許多鄉民相聚習武，力圖自衛，到后來開始攻打教堂、懲治教徒，最終形成了義和團運動。
義和團的宗旨是“扶清滅洋”，其身上兼有反抗侵略的進步性和維護封建傳統的落后性。他們對于西方的一切都抱持著一種反對的態度。義和團相信可以將中國神話傳說中的神仙佛祖、英雄好漢都請入凡世，附在身上，“刀槍不人”，抵擋洋槍洋炮。
義和團入城后，曾有數十名義和拳民在兩位親王的帶領下到皇宮，欲搜尋光緒以殺之，因為這位皇帝也好西學，最后被慈禧喝阻。
1900年4月6日，各國公使發布照會，要求清政府在兩月之內剿滅義和團，否則將自行出兵剿滅。為耀武揚威，英、法、美、俄各國的軍艦開到了大沽口外。
5月20日，英、法、美、俄、德、日、意、奧、西、葡、比11國公使共同調兵到北京。
此時慈禧太后非常矛盾。一方面列強于她是如鯁在喉，不去不快，尤其令她不滿的是列強對“廢立”大事的干涉。她原本計劃令光緒讓位給溥雋。消息傳出，各國公使紛紛表示只承認光緒，不承認新皇帝。一向視朝政如禁臠的慈禧為之氣結。
另一方面，她又怕義和團勢大，進一步激怒列強。于是她在列強與義和團之間搖擺不定，一會令山東巡撫袁世凱和直隸總督裕祿對義和團嚴行鎮壓，一面又希望借助義和團的力量對抗列強。她對袁、裕二人一再強調:“慎之又慎，不可一意剿擊，致令鋌而走險，激成大禍。”
在整個庚子國變期間，慈禧朝令夕改，戰戰停停，如同兒戲。
有必要指出的是這位老太后一直竭力回避戰爭。早在義和團入城前，在列強的壓力下，她曾勉強同意各國各派30名武裝人員進入各使館防衛，不想一下子有近千名各國軍隊入城。
義和團入城后，她曾下令約束，并派正規軍防衛外國使館。但是，義和團和列強都不會隨著她的指揮棒起舞，局勢日益失控。6月20日，德國公使克林德途經東單牌樓時被擊斃。這一事件被各國宣稱為侵人中國的克接原因。其實在這一事件發生的3天前，列強已經向大沽炮臺發動攻擊3000名中國守軍喋血。克林德事件不過是一個令聯軍喜出望外的好借口罷了。
局勢已不可扭轉，1900年6月21日，慈禧以光緒的名義頒《宣戰語書》。大戰開始了。這是一場注定失敗的戰爭，一邊是根本沒有做好近代化戰爭準備的國家，一邊是武裝到牙齒的世界八大強國的聯合部隊。
但是這場戰爭也使列強真正認識到中國的力量。日軍攻擊由9000 名清軍布防的北倉，日軍甚至發射了毒氣彈，但守軍仍然一次次擊退日軍的進攻。直到英、美等國軍隊加入攻擊，才使清軍撤出陣地。
聯軍一部曾被清軍官兵及義和團包圍，圍攻不已。在甲午戰爭中就表現英勇的聶士成在此戰中死戰不退，腹部被炮彈炸開，腸子都流了出來，他一手塞住腸子，一手揚刀指揮，直到陣亡。
當看到無數普通百姓舉起大刀、長矛面向機槍、大炮沖鋒的時候，列強為之心悸不已，德國皇帝威廉二世在得到戰報后說，“這使歐洲人在亞洲人面前丟了臉”，一些歐洲政治家確認中國是一個可以打敗而無法統治的國家。
8月14日，第一枚炮彈飛向北京，聯軍開始了總攻。中國軍隊使用著極其簡陋的武器頑強阻擊。
8月15日晨，慈禧穿著藍布大褂倉皇西行避難，卻將北京城和偌大的中國拋給聯軍。
8月16日，中國軍隊仍在城中與八國聯軍巷戰，晚上，聯軍占領全城。各國指揮官下令大掠3日。北京的劫難開始了。
八國聯軍掠盡皇宮和頤和園里珍藏多年的寶物，無數的文明結晶都成為侵略者炫耀武力的證明，至今這些國寶依然散落在各國博物館中。
那些太和殿前存水的銅缸記錄著中國人在20世紀第一年所遭受的國恥，縷縷刀痕割出千百萬同胞的血淚，牢牢刻在中華民族的記憶深處。
侵略者們在北京城劃區駐扎，要求所駐區域的所有中國人家必須懸掛占領國國旗。先農壇升起了美國旗，美國旗的北面不遠處是奧國旗，天壇升起了英國旗，天安門以東升起了德國旗，東南是俄國旗，西邊是法國旗，西北是意大利旗，北面是日本旗。一時間，中國的心臟揚起的是8個國家的旗幟。8月28日，八國聯軍進入紫禁城閱兵。在那一刻，整個中國仿佛被撕裂了。
國之大恥莫過于此!
逃亡路上的慈禧令李鴻章收拾殘局，并下令屠殺義和團。
李鴻章的部下及親屬勸其以馬關之恥為前車之鑒，不要奉詔。無奈慈禧一再催促。1個月后，李鴻章抵京，與八國聯軍議和。外國人說他“實際上是受到禮遇的俘虜”。
1901年9月7日，李鴻章代表大清國與11國簽訂了《辛丑條約》，賠款4.5億兩。100多名官員被殺，還有無數的普通民眾被作為“拳匪”處死。
簽字回來后，李鴻章大口吐血。1901年11月7日停止呼吸前，幾滴濁淚流過面頰。他既哭個人之悲哀，又傷心國家之不幸。李鴻章鎮壓農民起義，辦洋務，辦外交，一生苦斗，希望國家能走上富強之途，但大清帝國卻病入膏肓，一日不如一日，他自己還背上賣國賊的罵名，死前還被俄國公使逼迫簽訂不平等條約。李鴻章的悲哀是時代的悲哀，他的悲劇也是中國的悲劇。
可惜慈禧也許永遠無法明白他的心意，她還在對列強感恩戴德，她的表態是一句被釘在恥辱柱上的“名言”:“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
此時的清政府已經無力回天，喪盡民心。清政權已成為中華民族復興之路的障礙。國家的命運不能再指望它的自我調整了。那么，誰能擔負起救亡圖存的歷史任務?
(三)假“立憲”難挽真危厄
直到慈禧西逃的時候，清廷才開始把光緒皇帝在戊戌年的政策拿出來。然而，歷史留給這個王朝自救的時間已經不多了，中國人經歷了太多的苦難和太久的等待。
在危機中，虛幻的自大和麻木不仁已經無法延續下去，救亡成為所有愛國者心中最緊迫的問題。這是中國人在思想上空前的變化。
面對山河破碎、列強虎視眈眈的慘烈局面，中華民族的危機感到了一個高峰，有人高呼:“我四百余州地寧可碎，四億人之頭寧可斷，而國民獨立之精神必不可少屈，此余以之自誓，而愿我同胞共誓者也。”
中華民族已被逼到了生死存亡的境地，被逼到絕地之后反而煥發出強烈的自信，仁人志士相信只要奮起圖存，勇于變革，一定能夠找到一條走出困境、再造乾坤的路，中國不會亡。
以王朝更替的方式延續了幾千年的社會變遷，在一次次的失敗和屈辱中最終斷裂了。那么，應該如何實現民族的獨立和人民的解放，是采取激烈的革命手段，還是溫和的改良方式?
對于這個問題，曾有過激烈的爭論。革命派認為清政府不可能推行任何改革，不推翻它，中國沒有希望。而改良派則認為這樣的政府還有救，革命只會造成內亂，造成列強瓜分，萬萬要不得。梁啟超甚至說:“今者我黨與政府死戰，猶是第二義，與革命黨死戰，乃是第一義。”
在革命與改良之間，清政府的選擇自然是改良。
1901年1月29日，在被英國艦炮打開國門的61年后，清政府的改革終于開始了。慈禧在西安發出了一道上諭，稱:“世有萬古不易之常經，無一成不變之治法。……法令不更，錮習不破，欲求振作，當議更張……”
1904年1月13日,《奏定學堂章程》頒布，新學堂和新的教學體系開始建立。
同年1月21日，中國第一部公司法——《公司律》頒布。
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停止科舉考試。
然而，此時清政府依然不愿觸及改革的根本——立憲。
1905年，日俄大戰爆發。各方人士高度關注，不光因為這場戰爭發生在中國境內，更因為這場戰爭被視為兩種政體之戰，日本代表著君主立憲，而俄國象征著傳統的君主專制。日本獲勝了。立憲的聲浪日益高漲，“乃如萬頃洪濤，奔流倒注，一發而莫之或遏。”清朝八大總督中竟有5位主張立憲。
1906年，清政府宣布“預備仿行憲政”，并廢除科舉制度。但這個日落西山的王朝仍不愿放棄手中的權力，立憲磨磨蹭蹭，到慈禧1908年去世時仍看不到前景。清政府最后一個挽救時局的機會也失去了。
(四)愁看秋雨濕黃花
早在1894年，孫中山就北上天津，希望拜見李鴻章，表達自己“以和平之手段、漸進之方法請愿于朝廷，俾行新政”的主張。然而，孫中山溫和的改良請求被李鴻章拒絕，他轉而投身革命。
同年，徹底失望的孫中山在夏威夷成立興中會，明確規定以“振興中華，挽救危局”為宗旨。把“振興中華”這個影響了幾代中國人的口號提了出來。
那么靠誰來振興中華呢?
被逼入絕地之后，中國人的民族意識空前覺醒，梁啟超提出中華民族的概念，希望“合漢合滿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組成一大民族”。
汪康年在《時務報》上鼓吹“中國為一人”的思想，強調整個中華民族有著休戚與共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命運:“今使一人之身，而右手為人所傷，左手僅自慶其無恙焉可乎?”
1901年5月，留日學生在東京創辦《國民報》月刊，他們呼吁國民的責任感:“今日已20世紀矣。我同胞之國民，當知一國之興亡，其責任專在于國民。”在第二期的社評《說國民》中，還從多方面把“國民”同“奴隸”的區別作了具體比較。
在20世紀初，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抵抗外來侵略，已不能寄希望于清政府，而要靠國民的共同奮起。人們已不再把國家視為“朝廷”所有，國民才是國家的主人。
1904年8月，孫中山發表《中國問題的真解決》一文，指出只有推翻清政府的統治，“以一個新的、開明的、進步的政府來代替舊政府”，“把過時的滿清君主政體改變為中華民國”，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
正如孫中山所說，清政府“可以比作一座即將倒塌的房屋，整個結構已從根本上徹底地腐朽了，難道有人只要用幾根小柱子斜撐住外墻就能夠使那座房屋免于傾倒嗎?”
1905年11月，孫中山提出“三民主義”，即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不久，孫中山在東京創辦中國同盟會，又把“創立民國”列為誓詞的重要內容之一，在國內和海外華僑中流傳。
改良派和革命派的論爭進行了許多年，結果是越來越多的改良派變成了革命黨。到了最后，甚至一位親王公然說:“如果我不是出生在王族，我早就加人革命黨反叛朝廷了。”
時局已變，大潮將起。20世紀初的中國，有一個聲音越來越響亮，那就是:革命。而且，人們已經有了楷模——一個叫陳天華(字星臺)的中國留學生。
1905年11月，日本政府修改中國留學生條例，其輕蔑苛刻令8000多中國留學生激憤莫名，遂形成公議，罷課歸國。但是中國留學生總會的負責人卻在關鍵的時候辭職，一些人還想復課，這對抗議行動造成了惡劣的影響。一些日本報章形容中國學生是“放縱卑劣”。
12月8日，31歲的陳天華在日本東京大森海灣走向大海，他的死出于警醒世人的希望。他內心的幾許激烈、幾多狂嘯，都化作平靜的走向大海的步伐。他在死前作絕命書，說明了慨然赴死的原因并非日本政府修改條例，而是痛心于一些中國留學生的表現。他希望以一死使國人記住八個字:“堅忍奉公，力學愛國。”“愛國”兩字是他蹈海自盡的核心，為此，不惜以生命為這兩個字加上重點。正如他所言:“恐同胞之不見聽而或記憶之，故以身投東海，為諸君之紀念。”
這種激烈的想法，他早已有之。他認為救國不外兩途:“其一作書報以警世，其二則遇可死之機會而死之。”他短短的一生證明這絕非標新立異的虛言。他的《猛回頭》、《警世鐘》，以其殫精竭慮的愛國情、慷慨悲壯的筆觸、淺顯易懂的語言風行大江南北。
陳天華生平精彩不僅在“愛國”兩字，他對中國的未來也有著很清楚的判斷。就在他死前4個多月，作為華興會的重要領導者(還有黃興、宋教仁等人)，他第一個贊成與孫中山聯合，積極促成同盟會。
就在他死前1個月，他成為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的主要編輯，創刊號上近半內容出自他的手筆。他寫道:“欲救中國，惟有興民權，改民主。”要想達成目的就要革命，“宣布自由，設立共和。”他認為要從知識階層入手普及革命意識，之后發展到下層人民，這樣才能保證革命成功，否則不但不足以救國，還會亂中國。他的看法具有一定的前瞻性，辛亥革命就是因為沒有深入地將民主、法制、共和的思想灌輸給普通民眾，結果做成了一鍋夾生飯。
陳天華之死讓《猛回頭》、《警世鐘》再次成為暢銷書，他死后5個多月，湖南岳麓山萬人云集，蜿蜒10里。大批穿著制服的學生送陳天華歸葬。隊伍嚴整，氣氛悲壯，人人戴白，滿山縞素。清政府派出大批軍警伺機而動，但為民眾氣勢所奪，竟不敢造次。
此后，黃興、宋教仁、蔡鍔等人也紛紛歸葬于岳麓山，使這座以教育聞名的山巒因為幾座英雄冢而平添幾許凝重與豪氣。
1894年11月24日,“興中會”在檀香山創立，孫文和他的好友陸皓東開始籌劃廣州起義，不料機密泄露，陸皓東被捕就義，成為“中國有史以來為共和革命犧牲之第一人”。孫文逃亡海外，被清政府懸重賞通緝。由此開始，中國少了一位治病救人的良醫，卻擁有了一位以鐵血手段創建共有的“國父”。一是救人，一是救國，事雖兩端，情則一致，共通的是一顆多國愛民的心。
籌款、起義、失敗、流亡、宣傳、再籌款、再起義……在十六載屢敗屢戰的奮斗中，在5次環行海外各國的宣傳中，在無數次的死亡威脅和窮困潦倒中，孫文這個名字隨著清政府賞格的提升而日益為人們所熟知，越來越多的人被這個醫國者百挫不折的精神所感動。
1905年，在同盟會成立大會上，陳天華大呼道:“中山先生是四萬萬人之代表也，是中國英雄中之英雄也。”此時的孫中山已成為顛覆封建政權創建共和國家的一面旗幟，成為那個時代最具有進步意義和象征意義的時代先鋒。
在創建共和的思想鼓舞下，一批批愛國志士發動了多次武裝起義，僅孫中山就親自領導了10次。在一系列起義中，以黃興領導的第三次廣州起義最為悲壯，其影響也極為深遠。
1911年4月27日，一個陽光燦爛的日子。一群年輕人笑著擁抱死亡，他們用自己的犧牲，以碧血黃花高筑起理想主義的豐碑。
下午5點30分，120多人突然向兩廣總督衙門發起攻擊，許多昔日拿慣了筆墨的手操起了槍支和炸彈，其視死如歸的氣概竟不遜于沙場百戰的勇士，守衛總督衙門的清軍節節敗退，總督張鳴岐逃跑。之后，起義軍遭遇清軍援兵，寡不敵眾，大部陣亡。
主帥黃興右手失去二指，血滿衣襟。突出重圍后，一見來赴難的趙聲等200余人，痛苦得昏了過去，而文武雙全的將才趙聲悲憤難抑，于3周后吐血而亡。
清政府任起義者尸體暴露天光雨水之下，4天后，才令各善堂收斂尸骨，已是一派慘然。同盟會會員潘達微暗中活動，將72具遺骨葬于廣州紅花崗，紅花崗由此改名黃花崗。史稱“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在這些人中,有很多是留學歸來的青年，平均年齡只有29歲。
這是一場注定失敗的戰斗，所有參加起義的人都知道這一點，卻人人赴死。林覺民的《與妻書》寫得何其的悲壯，令人為之感動、泣下。方聲洞寫給父親的絕命書寫盡革命報國的堅定無悔。烈士李晚在寫給兄長的訣別書中寫道:“此行成敗不可知，任其事而怕死，非大丈夫也，余明知無濟，只在實行革命宗旨，決以生命為犧牲。”
百年之后讀到這樣的文字，仍然令人感到血脈賁張。他們的青春、幸福乃至生命，都與國家存亡的時代主題緊緊相連;他們甘愿用自己的一切作為祭品，奉獻于中華民族復興之路。
這一代年輕知識分子與前輩知識分子明顯不同，他們珍惜幸福，卻愿意拼死一戰改天換地;他們熱愛生命，卻甘愿獻出生命來與腐朽同歸于盡。這是具有朝陽般氣息的一代年輕人，他們的出現意味著老舊中國開始擁有了全新的血液，昏睡百年的雄獅快蘇醒了。
孫中山是悲痛的，廣州起義10年后，他還痛心地說:“吾黨菁華，付之一炬。”孫中山也是欣慰的，他寫道:“是役也，碧血橫飛，浩氣四塞，草木為之含悲，風云因而變色。全國久蟄之人心，乃大興奮。怨憤所積，如怒濤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載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則斯役之價值，直可驚天地、泣鬼神，與武昌革命之役并壽。”
（五）武昌起義:喪鐘為誰而鳴
黃花崗烈士死難6個月后，1911年10月12日，美國科羅拉多州丹佛城，孫中山在為下次起義募集經費。他買了一份報紙，赫然看到了“武昌為革命黨占領”的標題，一時欣喜若狂。
兩天前，武昌起義爆發，3日內，武漢三鎮光復，湖北軍政府成立。武漢三鎮真正的主力不多，多為臨時召集的民軍，雖勇猛但并不善戰，兵力最盛時不過兩萬余人。清政府派出了當時中國最精銳的一支武裝力量——北洋軍。民軍雖拼力死戰，但仍節節敗退，漢口、漢陽先后失陷。但是，武昌起義其實已經完成了它的歷史任務，因為這場戰爭不是由戰場勝負來決定，而是由人心來決定的。
武昌起義不到兩個月，全國有14個省宣布起義，脫離清政府統治。清政府賴以維護統治的“新軍”成為了起義的主力，有8萬多人直接參加各地起義，占新軍總數的三分之一。如此大勢，哪里是區區北洋六鎮可以扭轉的，何況北洋軍真正的統帥袁世凱還有自己的打算。于是，在看似勝券在握的時候，袁世凱將戰場搬上了談判桌，謀取最大利益。
12月25日，上海外灘十六鋪碼頭，人頭攢動，普通民眾、各國外交官、新聞記者將碼頭擠得滿滿當當。一艘輪船緩緩進港，在輪船的高處，一身黑色西裝的孫中山向歡迎的人群揮帽致意。
記者們問孫中山帶回多少錢支持革命。孫中山回答說:“予不名一錢也，所帶回者革命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達，無和議之可言也。”
12月29日，在南京的17省代表正式選舉臨時大總統。在孫中山、黎元洪、黃興三位候選人中，孫中山以16票(共17票，以象征17個省)當選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1912年1月1日晚10時，南京細雨霏霏。原太平天國的天王府、清兩江總督衙門，如今的臨時大總統府，軍樂聲聲，炮聲隆隆，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他宣誓說:
顛覆滿洲專制政府，鞏固中華民國，圖謀民生幸福，此國民之公意，文實遵之，以忠于國，為眾服務。至專制政府既倒，國內無變亂，民國卓立于世界，為列邦公認，斯時文當解臨時大總統之職。謹以此誓于國民。
此時，南北雙方已經達成了協議:第一，確定共和政體;第二，優待清皇室;第三，先推覆清政府者為大總統;第四，南北滿漢出力將士各享其應得之優待;第五，同時組織臨時議會恢復各地之秩序。
清政府最大的支柱袁世凱成了最賣力地推動清帝下臺的人。
1912年2月12日，清帝發表辭位詔書:“總期人民安堵，海內乂安，仍合漢、滿、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
看似堅不可摧、實行了2000多年的封建專制制度在短短4個多月的時間里土崩瓦解，后世稱為“辛亥革命”。中國封建制度已經走到了盡頭。當時的人們沒有意識到中華民國甚至還是亞洲第一個共和制國家。
辛亥革命是中國人民為救亡圖存、振興中華而奮起的一個里程碑，使中國發生了歷史性的巨變。民國取代帝國，是一種前無古人的變化，它打破了歷代王朝的更迭機制，否定了整個皇權體制。中國人的思想也由此獲得了一次巨大的解放。人們第一次發現原來國家不屬于皇帝，而屬于每一個中國人;既然2000多年來被視為奉天承運的“天之子”不過是壓在人們思想上的土偶，那么還有什么陳腐的思想、落后的觀念、禍國的罪人不可以被推翻呢?
“敢有帝制自為者，天下共擊之”的觀念里萌動著中華民族第一縷復興的力量。
但是，中華民國的道路依然坎坷。辛亥革命最大的成果是結束了中國的封建統治。那么，隨之而起的民國政府能夠帶領中國人民走上復興之路嗎?
一個舊制度終于在新世紀的晨曦中消亡了。但是，舊制度的巨大陰影并未隨之消失，并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仍影響著國家的前途和命運。不僅如此，自1840年以來不斷入侵的列強，仍然奴役著中國。
在中華民族復興的道路上，推翻帝制只是第一步，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還遙遙無期，中華復興之路道阻且長，仍需上下求索。
在接下來的歲月中，誰能給中國帶來光明? (文稿校對：見習記者王湘媛)
文章出處：人民出版社、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聯合出版的《復興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