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炳臣 楊新紅
吉合(1905-1983)，原名田修德，化名張其勝，綽號張胡子，郾城區黑龍潭鄉田莊村人。1925年赴蘇聯學習，先后畢業于基輔混成干部學校、莫斯科高級步兵學校。1927年加入蘇聯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1931年回國，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吉合任中共西北特委軍事部長。陜甘紅二十六軍干部訓練班主任、作戰科科長，中共綏遠省委組織部部長。抗日戰爭時期，吉合任新疆新兵營青年干事、戰術教員、中共中央駐新疆代表助手。解放戰爭時期，吉合任東北民主聯軍護路軍東部副司令員、內蒙古軍區參謀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吉合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大使館武官、中國人民解放軍訓練總監部軍事科學和條令部副部長、軍事科學院院務部副部長、辦公室副主任、外國軍事研究部副部長、軍事科學院顧問。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曾獲二級八一勛章、二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
一九0五年農歷二月，吉合出生于郾城縣黑龍潭鄉田莊村一個頗有威望的世家。田家世代書香，五代行醫，且“樂善好施，信義為上”，在地方上有一定聲譽。吉合五六歲時，即被送人私塾讀書，到了八歲，正式進入離家有三里多路的國民小學。時值民國剛建立，革新的浪潮席卷全國，也影響到吉合就讀的國民小學。入校不久，他就剃掉了頭上的辮子，表現了對進步的最初追求。一九一六年，吉合十一歲，考入郾城縣立高等小學校。在這里，他不僅學到更為高深、新鮮知識，也見識到更為廣闊的大千世界。耳聞目睹外國列強對中國的欺侮、蠶食和掠奪，使小吉合感到痛苦和恥辱，一股強烈憂國憂民的心緒在他幼小的心靈中開始萌生。
一九一九年，從北京掀起的反帝愛國浪潮迅猛沖擊到中原大地，也波及到小小的郾城，引起很大反響。許多來自北京、開封、洛陽等地的進步學生在郾城街頭巷尾聚眾演講、宣傳鼓動，痛斥北洋軍閥政府喪權辱國、倒行逆施的卑劣行徑，控訴外國列強巧取豪奪、瘋狂劫掠中國的累累罪行。在他們的帶動下，郾城縣立中學、蠶桑學校和縣立高小紛紛成立學生聯合會。吉合積極投入到這場運動中，并被推舉為縣立學生聯合會小隊長，帶領同學們上街游行、演講,高呼“外爭國權、內懲國賊”、“取消二十一條”、“提倡國貨、抵制日貨”等愛國口號，挨門串戶檢查日貨，并不顧情面砸毀了拒絕抵制日貨的自己親戚開的小商店。事后，盡管吉合痛遭了守舊的父親的責打，但“五四”運動給他人生道路的影響、政治思想上的啟迪是深遠而巨大的。
“五四”運動后，吉合傾慕馮玉祥將軍的膽識和愛國精神，遂于一九二0年正月初九棄家出走，十六歲的他和一個同學偷偷地來到馮部設在郾城的秘密招兵點，并闖關走進湖南常德馮玉祥的十六混成旅旅部，當了一名救國的士兵。
此后，吉合隨馮玉祥將軍轉戰于豫、陜及京津地區。由于吉合機敏勇敢，訓練刻苦，得到馮玉祥將軍的贊賞，很快得到升遷，從馬夫、伙夫、軍樂隊的號兵、正兵、正目(班長)、署理排長升至排長。吉合在馮玉祥部受到非常嚴格、有時近乎殘酷的軍事技術訓練。同時也潛移默化，受到了馮玉祥愛國思想的影響，使他堅定了愛國救國的信念。
一九二五年,在時代潮流的推動下,馮玉祥結識了李大釗同志。李大釗派人到馮部工作，任命共產黨員劉伯堅為馮玉祥國民聯軍的政治部長。后來經李大釗介紹，馮玉祥又結識了蘇聯駐華大使，為實現孫中山先生提出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一方面請蘇聯顧問到張家口幫助訓練軍隊，一方面決定從排長中挑選一批優秀青年軍官分赴日本、蘇聯留學深造。吉合等24名軍、團級干部被選送到蘇聯高級軍事院校學習深造。
一九二五年十月，吉合等16人被派往蘇聯，設在烏克蘭首府--基輔的加米涅夫軍官學校，進行學習訓練。一九二七年八月以優異成績畢業后，又被送入“威斯特累”高級步兵學校繼續深造。設在基輔的加米涅夫軍官學校和“威斯特累”高級步兵學校(中文大意:蘇聯工農紅軍“威斯特累”高級和中級指揮員射擊戰術訓練班)是蘇聯著名的軍事學校，學習內容正規而豐富。雖然吉合受過教育，有一定的文化底子,在馮玉祥部隊算是“文化人”，但在這樣高級的正規軍事學院學習,再加上語言障礙，他仍感吃力。為掌握更多的知識，吉合(當時取俄文名吉合諾夫)首先拼命攻讀俄文，每天都要強迫自己背記一定數量的俄文單詞，反復閱讀各門課程的講義。他精心安排自己的時間，刻苦攻讀，幾乎放棄了所有的娛樂和休息。在戰術、射擊、軍制、兵器、地形、筑壘等諸多課程中都獲優異成績，為吉合以后的戎馬生涯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在蘇聯的學習和深造，吉合既學到蘇聯紅軍豐富的軍事技術知識，又學到了蘇聯革命戰爭的寶貴經驗。一九二六年吉合因病來到黑海克里米亞療養院，和在這里療養的蘇聯紅軍高級軍官朝夕相處，耳濡目染中吉合的政治認識和思想感情起了轉折性的變化。他從內心羨慕他們、欽佩他們、虛心求教于他們，使他眼界大開，見識大長。返校后，吉合除更加廣泛地和蘇聯共產黨人接觸外，又與由中國共產黨派往蘇聯學習的中國共產黨員劉伯承、伍修權、劉安公、陳夏生等同志密切聯系，在他們的影響和教育下，他進步更快。同時，吉合還閱讀了大量的政治書籍、報紙雜志。諸如《真理報》、瞿秋白翻譯的《共產主義ABC》以及布哈林關于辯證唯物主義的論述，這些使吉合逐步從思想上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理論，開始由一個舊軍隊的激進民主主義者向共產主義方面轉化。
一九二七年，國內形勢發生了急劇變化，大革命失敗了。“鄭州會議”、“徐州會議”后,馮玉祥公開支持蔣介石，主張寧漢合作、共同反共。吉合對此非常痛心和憤愾，毅然決定同馮脫離關系，跟著共產黨走。吉合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在莫斯科“威斯特累”高級步兵學校，由郭金上校《曾任加米涅夫軍官學校中國留學生主任)和金重熙(朝鮮人，曾為加米涅夫軍官學校中國留學生軍事行政首長)介紹加入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從此開始了他長達半個世紀艱難而曲折的革命生涯。
一九二八年九月，吉合被分配到莫斯科步兵學校的中國連工作。
一九三一年夏。吉合受共產國際派遣，隨同王若飛同志回國。深入陜西、甘肅、寧夏、綏遠、山西五省，以搞農民運動和民族工作為重點，以秘密工作的形式恢復和發展黨的組織工作。同年九月，吉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任中共西北特別委員會委員兼軍事部長，化名張其勝。隨中共西北特委書記王若飛在包頭、寧夏一帶積極尋找活動于這一帶的云澤(即烏蘭夫)、李森等，與他們取得聯系，逐步恢復和建立黨的組織。
這年初冬，為尋找紅軍，吉合化裝為游方郎中，利用各種關系，闖寧夏、過陜西幾經輾轉，終于在年底與活動于陜西省旬邑縣一帶由謝子長和劉志丹所創建的一支紅軍取得了聯系。這支部隊當時稱救國義勇軍，也稱西北反帝同盟軍。一九三二年初成立紅二十六軍，吉合任作戰科科長。針對部隊戰士成份復雜、軍事素質差的現狀，吉合舉辦了干部訓練班，制訂訓練計劃，講解軍事知識。根據游擊戰爭的需要和環境的要求，理論聯系實際，深入淺出的講解，提高了大家的思想認識和軍事技術，使部隊面貌有了很大改觀。
王若飛同志被捕后，吉合也和上級黨組織失去了聯系。在這種情況下他仍堅持地下工作，以行醫看病賣藥為掩護，在歸綏美岱召一帶及駐防在包頭的蒙族軍隊“老一團”中，廣泛結交蒙族朋友，聯絡群眾，宣傳革命道理，組織群眾開展斗爭。開始建立秘密據點，僅在美岱召一帶就建立了十六、七個小據點，聚積革命力量，為以后的斗爭打下了堅實的群眾基礎。吉合還抓住時機與地主作斗爭。一九三三年春旱，地主獨霸水源，群情激憤，吉合在薩縣組織漢蒙兩族群眾和地主搶水，并趁機向地主要求增加雇工工錢，使斗爭開展得如火如荼。這既維護了蒙漢兩族人民的團結和利益，又極大地鼓舞了群眾的斗爭決心和信心。
一九三三年夏，吉合輾轉來到張家口找到了黨組織，匯報了幾年來的工作。這年十一月,中共河北省委決定成立中共綏遠特委，王崇義(即劉仁)任書記，吉合任特委組織部長。中共綏遠特委抓住國民黨四十一軍暫時駐扎包頭的時機積極開展兵運工作，指導和推動四十一軍中黨的各級支部開展工作。并在四十一軍開明的上層軍官及蒙族軍隊的“老一團”中廣泛開展統戰工作，使他們理解、同情、幫助革命，給予特委的各項活動以極大方便。他們還深入到鐵路工人中，和工人交朋友，了解工人疾苦，啟發工人覺悟，發動工人積極起來同資本家做堅決斗爭，并在工人中建立了黨的支部，使包頭鐵路工人運動開展的有聲有色。
翌年，王明的“左”傾錯誤路線統治全黨，給革命造成巨大損失。京津地區的黨組織也同樣遭到很大破壞，綏遠特委和上級黨組織失去了聯系。由于白色恐怖越來越嚴重，斗爭越來越殘酷。一九三五年夏，劉仁和吉合反復商議決定北上烏蘭巴托，直接向共產國際匯報和請示工作。經過半個多月的艱難跋涉，吉合來到烏蘭巴托后又飛抵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情況后，即被共產國際派往“殖民地民族問題研究院”學習，同時兼任翻譯。
國內如火如荼的抗日戰爭爆發后，吉合于一九三八年夏隨任弼時同志回國，并被組織派往新疆迪化市(今烏魯木齊)“新兵營”教授軍事技術及俄文。吉合以極大熱情投入了工作。自己編教材、授課、輔導、批改作業，并組織野營訓練，教步兵分隊戰術。此外，還擔任“新兵營”直屬隊黨支部書記、總支委員兼組織干事。一九四一年，陳潭秋接替鄧發來到迪化“新兵營”，黨中央決定由吉合作陳潭秋的助手。為使學員們掌握過硬的本領，他們“文”、“武”并重，組織了緊張而有秩序的野營訓練，學員們獲得了較好的成績，為我軍軍事技術的發展培養了一批骨干。同時，陳潭秋還是黨中央派駐新疆的代表。為配合他的工作，吉合擔任了辦事處的黨支部書記，認真處理辦事處內部的工作。協助陳潭秋一方面保持與共產國際的聯系，求得國際上的援助，一方面做新疆督辦盛世才的統戰工作。同時接待赴蘇的來往人員，為延安籌集布匹、軍裝、紙張、藥品，把大量物資運往抗日前線。尤其在與蘇聯總領事館的交往中，吉合既是翻譯，又是參謀，有力地配合了陳潭秋的工作。
一九四二年，新疆督辦盛世才投靠蔣介石，撕下偽裝進步的假面具，直接把矛頭對準共產黨人，形勢急劇惡化。盛世才采取陰險毒辣手段大批逮捕革命志士。陳潭秋于一九四二年被捕，次年四月，吉合等30余名共產黨員也被捕入迪化第一監獄，后又被送到南監、第二監獄。在長達三年的監獄生活中，吉合忍受了敵人殘忍的非人折磨。但他堅貞不屈，軟硬不吃、巧妙周旋，并趁放風時間同獄中黨組織取得聯系，利用絕食等方式，抗議敵人的暴行，頑強地和敵人作斗爭。經黨中央和周恩來同志的多方奔走、大力營救，一九四六年六月十日，吉合等131名同志被張治中將軍全部釋放。并派十輛卡車送回延安。經過 一個月的艱難跋涉和長途顛簸，七月十日，吉合滿懷重見親人的喜悅，終于勝利返回延安。
解放戰爭時期，吉合歷任東北民主聯軍護路軍副司令員、內蒙古軍區參謀長等職，在建立新軍隊、改造舊軍隊的工作中做出了重要貢獻。建國后，吉合于一九五0年一月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蘇聯大使館副武官、武官。一九五四年以后，歷任訓練總監部軍事科學和條令部副部長、軍事科學院外國軍事研究部副部長等職。“文化大革命”時期，林彪反革命集團與“四人幫”制造所謂“新疆叛徒集團”冤案，吉合同志被關押長達八年之久。一九六八年一月九日，他曾寫下“絕命書”:“紅塵不過如此，我早已把它看穿，世人生死誰得免?人亦動物，但不一般。男兒血性此生。早盼四十年前，自當奮斗永不倦。斑點當然不少，此心一顆紅艷。巨星光輝普天照,萬馬奔騰競向前，喜透了肺腹心肝。為革命生，為革命戰,為革命挨斗，為革命坐監，殺掉腦袋一顆，為革命作出最后的捐獻。幸哉樂哉，心甘情愿”。同年三月二日他在書寫“交代材料”時，奮筆寫下如下詩句以示抗議，坐牢本不差分毫，坦白磊落氣節高。專案(指專案組)編唱反調，四·一二案生湊，不擇手段迫誘，壓出我的假口供難道組織所求?”粉碎“四人幫”后，徹底平反，恢復名譽。一九七九年，吉合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顧問、中共軍事科學院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政協北京市委員會常委。
一九八三年元月四日十一時十分吉合因患心臟病搶救無效，在北京逝世.終年七十八歲。
吉合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戰斗的一生。葉劍英曾評價吉合同志“無論在戰場上、在和平環境中，在監獄、在中國、在外國，是經過嚴重考驗的同志，是有堅定的政治方向,對黨忠誠的好同志。”(文稿校對：見習記者王湘媛)
文章出處：《永遠不能忘記的歲月—漯河人民抗日紀實》（漯河市革命老區建設促進會編）
責編：瘦馬 編審：王輝 終審：盧子璋
